公元前221年牛牛策略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这一宏伟霸业，是嬴氏家族几代人经过140多年、六代君主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。
在“六代”之前，还有一位为秦国甚至整个帝国奠基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君，他就是被历史严重低估的秦国第二任君主——秦献公，亦是秦孝公的父亲，嬴师隰（xí）。这位被称为“大秦帝国总设计师”的人物，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嬴师隰是秦国的第二十四位国君（公元前424年—362年），其早年曾流亡于魏国，39岁时返回秦国即位，统治了24年，直至62岁去世。
上一段已经提到，秦献公继位后，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，励精图治，力图扭转秦国落后的局面。
他即位的第一年，便做出一项极为明智的决定：废止秦国承袭了300多年的“人殉”制度。这项改革为秦国的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紧接着，他又实施了一项重大举措。
——迁都栎阳
公元前383年，秦献公即位第二年，决定将都城由雍城迁往栎阳。如今，栎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中部。
展开剩余81%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核心，象征着国家的权力与荣耀。迁都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艰巨的工程，需要国君经过深思熟虑，做出坚定决策，克服重重困难方能实现。
迁都的本质，是为了巩固政权，往往涉及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及人文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权衡。迁都背后的原因可能单一牛牛策略，也可能多重交织。
迁都对国家命运有着深远影响，有的能带来繁荣兴盛，有的则可能导致衰落。
迁都通常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。
被动迁都多因战乱迫使都城难以为继，例如西周末年，周幽王因“烽火戏诸侯”而荒废政事，最终招致内乱与外敌入侵，导致都城镐京被毁。周平王不得已迁都洛阳，这标志着东周时代的开始，也是周天子天下共主权威衰落的开端，诸侯割据，战乱频仍。
而秦献公的迁都是一次主动而深谋远虑的决策。
首先，他考虑的是国内政治因素，旨在摆脱秦国宗室老贵族对君权的掣肘。
雍城自秦德公元年（公元前677年）起，一直作为秦国的都城，长达294年，共有19位国君在此执政，成为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城市。
在这漫长岁月里，雍城的老世族势力盘根错节，根深蒂固，对秦献公推行改革形成了不小阻碍，甚至多次公开反对。
通过迁都，秦献公摆脱了这些旧贵族的束缚，离开了权力的固有中心，得以更加自由地施展改革抱负。
迁都后的第四年牛牛策略，即公元前379年，秦献公将蒲、蓝田、善、明氏等边境地区改为县制，派遣官员管理，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。
次年（前378年），秦国首次“入市”，开设集市，对工商活动实施管理，征收营业税。与此同时，继续执行秦简公时期按实际田亩征税的“初租禾”政策。
“初行为市”和“初租禾”两项措施为秦国国库带来了大量税收，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。
公元前375年，秦献公创立了“户籍相伍”制度，将五户农家编为一伍，农忙时相互协作，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。此制度实行连坐法，确保村民之间互相监督，社会治安因此显著改善。
迁都的第二个重大考量是收复被魏国占据的河西失地。
战国初期，魏国率先进行大规模变法，成为七雄中首个称霸中原的强国。
而河西地区历来属于秦国，公元前408年被魏国夺取，设立河西郡，这一地理丧失严重压缩了秦国的生存空间，也成为秦国东进的最大隐患。
这对秦国来说，是深刻的耻辱。秦人骨子里有着“不服输”的坚韧精神。
“赳赳老秦，复我河山。血不流干，死不休战！”的呼声激励着他们奋勇图强。
当时的都城雍城地处偏西，远离河西边境，位置相对闭塞。栎阳位于秦魏边界的关键位置，献公迁都表明了他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，也向魏国传递了秦人誓死不退的信号。
栎阳成为秦国命运的转折点。
秦献公与魏国鏖战二十余年，最终成功收回部分河西土地。
尽管栎阳作为都城仅维持三十多年，且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都城，但这里是秦献公晚年的政治舞台，后续秦孝公继位，商鞅变法的序幕也由此展开。
秦献公将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的决策，为秦国带来了转机和好运。
从此，秦国踏上了富国强民的快车道，国家实力日益提升。
可以说，早在秦献公时代，秦国就已确立了变法强国、富国强兵的战略方向。
秦献公的功绩毫不逊色于秦孝公牛牛策略，甚至可以说，若无秦献公的奠基，秦孝公也难以顺利启用商鞅推动彻底变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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